粗举一二言之：则如中国最重三纲，西人首明平等。
所谓生活情感并不是主体性的情感人之情，而是事之情：既是事情的实情，也是本真的情感。性也者，岂一受成侀（形），不受损益也哉。
性发为情，可善可恶，在于是否中节。喜怒哀悲、好恶显然是情，却称之为性，这似乎是自相矛盾的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讲：情：人之阴气有欲者。虽存乎人者，岂无仁义之心哉？其所以放其良心者，亦犹斧斤之于木也，旦旦而伐之，可以为美乎？…… 人见其禽兽也，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，是岂人之情也哉。所谓生活感悟指生活情感及生活领悟。
[43] 梁漱溟：《梁漱溟全集》，第三卷，第82页。（二）孔子的情感观念 在《论语》中，没有关于孔子直接论及单纯情感意义的情的记载。虽经一个世纪的磨难，儒家到21世纪的中国有了复兴的希望，但如今的繁荣更多地只是学院层面的热闹，少数精英那里义理儒家的蓬勃兴旺，反过来衬托了制度儒家的落寞荒凉。
在这个意义上说，中国需要儒家，需要一个有谨守生活世界本分的文教儒家。士大夫为了保天下，可以改朝换代;而清廷为了保江山，宁愿天下先亡。在这一大趋势秩序，儒家的位置在哪里?有没有可能转型为像佛道耶回那样的心灵宗教，在民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? 将儒学改造成儒教，历史上有过尝试。这些年以蒋庆为领袖的一派新儒家，也在重蹈当年孔教会的覆辙，他们在民间建立书院、精舍，却不安于草根社会，总是想重返庙堂，让儒教成为国教，让四书五经成为钦定的教育范本，甚至列入国家考试的范围。
无论是超越之神的庇护，还是简化的宗教仪式。假如继续外儒内法，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，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，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、病树开花?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，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，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，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。
所缺乏的，正是长远的制度性设置。于是，大部分的中国皇帝，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，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，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，霸王道杂之，三管齐下。历史的终结对于系统世界来说没什么可怕，可怕的是将生活世界也一并终结了，形成科耶夫所担心的普遍同质化的世界。儒家孤魂，肉身何在?王官之学，已证明是一条死路，心性之学，只是精英宗教而已。
传统儒家之所以如此风光，乃是有双重的制度肉身，其一是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和宋之后的科举制度。有一个笔名叫梦醒子的儒生，做梦都想在孔庙里吃一块冷猪肉，感叹曰：人生啊，不吃一块冷猪肉，愧为此生!黄先生指出：中国的百姓对孔夫子是尊而不亲，儒教基本上是一个国家宗教，不是一个私人宗教;它是一个公共宗教，不是一个个人宗教。蒋庆在贵州建立阳明精舍，带领一帮弟子们苦读圣贤书，却与周边的村民们毫无关系，不被当地人认同一朝明君，气象万千;昏君其后，人亡政息。
儒学的宗教化努力，最彻底的自然要数民国初年康有为、陈焕章发起的孔教会。王权与士大夫的结盟，是一个有限的、互为手段的脆弱联盟。
儒家需要明君，明君也需要儒家。这二者位置不同，其实是精神相通的：都是要当天下老大的霸气。
在这一大趋势秩序，儒家的位置在哪里?有没有可能转型为像佛道耶回那样的心灵宗教，在民间有自己的一席之地? 将儒学改造成儒教，历史上有过尝试。于是，大部分的中国皇帝，从汉武帝到康熙雍正乾隆，其统治方式皆为外儒内法，偶尔济之以黄老之学，霸王道杂之，三管齐下。足见如今的儒家复兴依然是少数精英折腾的圈内事，与社会底层全然有隔。士大夫为了保天下，可以改朝换代;而清廷为了保江山，宁愿天下先亡。作为文教的儒学身段柔软，润物无声，镶嵌到各种外来和本土的宗教传统之中，一方面将外来宗教本土化、儒家化，另一方面也从其他宗教传统之中获得新的养分，进一步固化自己超越于一切宗教之上的文教地位。汉武帝建元6年，皇帝祭祖之地辽东高庙失火，书生气十足的董仲舒认为这是上天对当政者发怒，写了《灾异之记》，奏章还没上，就被人偷偷告到朝廷，汉武帝大怒，决定将董仲舒斩首。
其二是宗法家族社会的风俗、礼仪和民间宗教。两家最好的相处之道，乃是周末夫妻，有分有合，互补短长。
（本文原刊于《南方周末》2014年9月4日） 进入 许纪霖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家 。问题出在当今社会之中，系统世界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，将市场与权力的原则扩大运用到生活世界，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交往充满了去人格、去情感、去伦理的功利气味，不是等级性的权力宰制，就是市场交易的金钱挂帅。
自孔夫子起，儒家起源于乡野，发展于民间，中间虽然一度入室庙堂、成为官学，但最终随王权的解体而衰败，成为游荡了一个世纪的孤魂。这也难怪，儒家非启示性宗教，不以信为第一要务，儒家更强调的是个人修身，在知识上有所觉悟，并通过道德的实践，成为众人表率的君子和圣人。
西汉年间，一代枭雄汉武帝废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为帝国提供了阴阳五行宇宙论的大儒董仲舒备受荣宠。虽然儒家自宋明理学之后，化佛为儒，有自己的心性之学、修身之道，自有安身立命所在，但毕竟过于理性化，陈义过高，只是读书人的宗教，一般民众消化不起。反过来说，生活在儒家世界的佛教徒、道教徒、基督徒和回教徒，他们也会尊奉世俗的儒家伦理，孝敬父母、祭祀祖宗，入乡随俗，从而出现儒家化的基督徒、儒家化的佛教徒、儒家化的回教徒、儒家化的道士等等。假如继续外儒内法，延续古老的秦汉体制，两千年都没有走通的老路，岂能指望在21世纪枯木逢春、病树开花? 政治儒家真正的希望，在于与现代的法治与民主制度审慎嫁接，以超越私利的精英智慧平衡一人一票的民粹政治，以天下为公的公意聚焦权利至上的私利之争。
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，现代社会分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政治上的儒家在现代社会之中不再具有独立的光复价值，其未来是否有价值，全看儒家在制度上与谁结合勾兑。
在中国，还有相反的情形，即生活世界对系统世界的反向殖民化。所谓文教，按照我的理解，指的是儒家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，而是儒家特有的人文教化，形成与宗教相对应的文教。
儒家在政治上有多少发挥的空间，端赖皇帝是否明君，是否有肚量采纳儒生的进言。这个文教，希望不在于国家权力之推广，而是与公民社会结合，在民间自然、自发地生长。
王权最迷信的，永远是马基雅维利之学，再熟悉儒家经典的皇帝，其作为权力的化身，决定了他骨子里流淌的，只可能是法家的血脉，相信法术势这套治理体系无远弗届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系统世界越来越全球化、普世化，那是文明的天下;而生活世界不同，它是文化的空间，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族群理应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世界。历史上儒家的三个肉身，到了现代社会，与国家权力重谋蜜月的王官之学已是一条死路，而注重修身的心性之学也只是少数精英的事情，与一般国民无涉。儒家是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，儒家士大夫也成为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。
儒家有民本主义的王道政治，以儒补法，可以为王朝的统治获得长久的合法性。康有为只是精神教主，孔教会的真正掌门人是哥伦比亚的哲学博士陈焕章。
孔教会甚至连晚明的左派王学都不如，其严重脱离社会，与庶民百姓无涉。他不仅按照基督教的模式设计孔教，而且还赋予其若干现代的内容与仪式。
王权与儒生相互利用，结成同盟，因为终极目标不同，终有决裂那一天。后怜其才，又下诏赦免，但被罢免官职，从此，董仲舒再也不敢造次，干预政事，晚年居家以修学著书为事。
